
史料记载,乾隆四十二年,江西一个叫王锡侯的举人,因为编了一本字典,被斩首,七个孙子判了斩监候。 一本字典。 他犯的事,是在序言里说了《康熙字典》几句不客气的话。 一、乾隆二十年,那本《坚磨生诗钞》 乾隆二十年,1755年,北京。 一个叫胡中藻的官员,广西巡抚,出了一本诗集,叫《坚磨生诗钞》。 有人把诗集送到乾隆案头。 乾隆翻了几页,停在两句上: “一把心肠论浊清。” “浊”在“清”前面。 乾隆的朱批: “加浊字于国号之上,是何肺腑。” 把“浊”字放在国号“清”前面,是什么心肠。 还有一句:“一世无日月。” 没有日月,就是没有“明”。 乾隆批: “诽谤怨望,实属可恶。” 二、胡中藻的下场 胡中藻被押进京,下刑部狱。 审了几个月,定“大逆”。 判凌迟。 后来改成斩立决。 他的家族,男的十六岁以上斩,女的发给功臣家为奴。 一个巡抚,因为两句诗,全家抄斩。 帮他刻书的、写序的、题字的,一律牵连。 《清代文字狱档》里,这个案子编了整整一卷。 三、乾隆四十二年,《字贯》 二十二年后,乾隆四十二年,1777年,江西新昌县。 一个叫王锡侯的举人,编了一部字典,叫《字贯》。 《字贯》的意思:把字按部首贯通排列,方便查。 全书四十卷,收字比《康熙字典》少,但编排更清楚。 王锡侯在序里写了一段话,大意是:《康熙字典》收字太多,查起来不便,而且有些地方“穿凿附会”。 一个举人,说《康熙字典》有毛病。 四、谁告的 告发的人叫王泷南,是王锡侯的族侄。 《清代文字狱档》记:王泷南与王锡侯有旧怨,把《字贯》送到县衙,说书里“贬斥御纂”。 县衙不敢办,报到巡抚。 江西巡抚海成看了,觉得不算大事,只把王锡侯的举人革了。 案子报到北京,乾隆亲自看。 乾隆翻到《字贯》的“凡例”部分,看见一行字: 在讲避讳的时候,王锡侯把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个皇帝的名字,直接写了出来,没有缺笔,没有避讳。 这一行,要了他的命。 五、判决 乾隆的谕旨: “王锡侯妄作《字贯》,删改《康熙字典》,其凡例内将圣祖、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全行露写,实属大逆。” 判:斩立决。 子孙:七个孙子,斩监候。 江西巡抚海成:革职,发往军台效力。 一个案子,死了一个举人,革了一个巡抚,牵连了几十人。 六、徐述夔案,开棺戮尸 乾隆四十三年,1778年,江苏东台。 一个叫徐述夔的举人,已经死了。 他的孙子徐食田,把祖父的诗集《一柱楼诗》拿去刻印。 诗里有两句: “大明天子重相见,且把壶儿搁半边。” “壶儿”谐音“胡儿”。 乾隆批: “借‘胡儿’以诋本朝。” 徐述夔已经死了,判“开棺戮尸”。 徐食田斩。 帮刻书的、写序的、校对的,全斩。 一个死了的人,被从棺材里挖出来,砍了头。 七、“清风不识字”是谁写的 这四个字,流传最广,但很多人搞错了朝代。 原句:“清风不识字,何故乱翻书。” 出自徐骏,雍正朝。 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,雍正八年,1730年,因诗获罪,被斩。 雍正的朱批: “清风”二字,讥讽朝廷。 一个雍正朝的人,在乾隆朝之前四十七年就死了。 所以“清风不识字”不是乾隆的案子,是雍正的。 但民间一直把它算在乾隆头上,因为乾隆朝的案子更多、更密。 八、数字 乾隆朝的文字狱,到底有多少起。 《清代文字狱档》收了六十五案。 学者统计,乾隆一朝(1736—1795)的文字狱,约一百三十起。 雍正朝:约二十起。 康熙朝:约十起。 三代加起来一百六十起,乾隆占了一百三十。 为什么最多。 三个原因。 第一,乾隆在位六十年,时间最长。 第二,乾隆要修《四库全书》,全国搜书,搜出来的“违碍”书籍全部上报。 第三,乾隆对“华夷之辨”最敏感——他是满人皇帝,最怕汉人提“胡”“虏”“夷”。 九、修书和毁书,同一件事 乾隆三十八年,1773年,开四库全书馆。 全国征集图书,收上来的书,先审查。 审查的标准:有没有“违碍”字句。 审查的结果:全毁、抽毁、改字。 《四库全书》修了十年,收书三千四百多种。 同时销毁的书,据统计:全毁二千四百多种,抽毁四百多种,总共近三千种。 修一部书,毁一部书。 这件事,乾隆自己说得很明白: “寓禁于征。” 借着征书,把禁书收了。 十、读书人怎么自保 乾隆朝的读书人,有几样本事。 第一,不写诗。写了就烧。 第二,不刻集。刻了就藏。 第三,写文章不用“明”“清”“胡”“虏”“夷”这些字。 第四,家里有旧书的,主动上交,交完领一张“已交”的凭据。 《清代文字狱档》里,有很多这样的记录:“某某呈缴违碍书籍若干种,恳请免罪。” 一个读书人,把自家的书交出去,换一家人的命。 十一、这些案子平反了吗 大部分没有。 乾隆死后,嘉庆即位,有人提议平反文字狱。 嘉庆的答复: “此等案件,系前朝办理,不必更张。” 不翻案。 一直到清末,光绪年间,才有人开始整理这些档案。 民国以后,《清代文字狱档》出版,案子才被公开。 一个案子埋一百五十年。 十二之前、禁毁书目 乾隆四十七年,1782年,《四库全书》修成。 同时编成的还有一份《禁书总目》。 据《办理四库全书档案》,全毁书:二千四百五十三种。 抽毁书:四百零二种。 总共近二千九百种。 这个数字,是官方自己统计的。 毁的书里,有明末的野史、有清初的文集、有讲“华夷”的笔记。 《禁书总目》现在还有印本。 一本记录“哪些书被烧了”的书,留了下来。 十二之前、编书的那些人 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:纪昀(纪晓岚)。 分纂官:戴震、邵晋涵、周永年、姚鼐。 这些人,是乾嘉学派的顶。 戴震在馆里校《水经注》,邵晋涵校《旧五代史》,周永年在《永乐大典》里辑佚书。 一边编书,一边有人因为书被杀。 戴震死在乾隆四十二年,1777年,就在《字贯》案那年。 纪昀活了八十二岁,在馆里待了十几年。 他写《阅微草堂笔记》,里面有几则鬼故事,讲的是文字狱。 一则说:某书生夜里读书,被鬼警告“勿读此书”,第二天书就被官府搜走了。 纪昀不敢明写,写成鬼故事。 十二之前、民间怎么应对 乾隆朝的民间,有几样生意兴隆。 第一,卖“违碍书”的,偷偷卖,价钱高。 第二,改字的:把“胡”改成“北”,把“虏”改成“敌”,把“明”改成“前朝”。 第三,做“书帕”的:送礼送书,书里夹着银子。 第四,藏书楼:天一阁、汲古阁这类,藏而不露。 《清代文字狱档》里还有一个细节:官府查书,查的是“有无违碍字句”,不查内容。 所以读书人学会了:字句干净,内容随便。 一种审查,催生了一种技术。 十二之前、案子里的女人 文字狱里也有女人。 乾隆四十三年的徐述夔案,徐家的女眷被发往新疆为奴。 四十六年的尹嘉铨案,尹家的女眷同样。 《清代文字狱档》记:女眷的处置,“给披甲人为奴”。 披甲人是关外的旗兵。 一个江南的官宦女眷,被送到关外给兵丁做奴仆。 路上走几个月。 这些女人的名字,档案里只写“某某氏”。 十一之前、尹嘉铨案 乾隆四十六年,1781年,直隶博野。 一个退休的大理寺卿叫尹嘉铨,七十多岁,自称“古稀老人”。 他上疏,请求给父亲尹会一请谥,并请把父亲的牌位入祀孔庙。 乾隆批:不许。 尹嘉铨又上一疏,再请。 乾隆大怒,下令革职、抄家、审问。 审出来的罪状里,有一条:他写的书里自称“古稀老人”。 乾隆那年正好七十岁,也自称“古稀”。 一个退休官员,跟皇帝用同一个自称,成了“僭妄”。 判:绞立决。 《清代文字狱档》记:尹嘉铨临刑前,“惟叩头乞恩”。 一个七十岁的人,因为四个字,被绞死。 十一之前、曾静案与吕留良 文字狱最出名的一案,是雍正朝的曾静、吕留良案。 曾静是湖南秀才,读了吕留良的书,派学生张熙去陕西,劝川陕总督岳钟琪造反。 岳钟琪告发。 雍正把曾静押到北京,亲自审问,还编了一本书《大义觉迷录》,让曾静在全国巡回讲演,讲“皇上圣明”。 雍正死后,乾隆即位,第一件事就是杀曾静,禁《大义觉迷录》。 理由是:这本书讲得太多,反而让人知道宫里的丑事。 父亲编的书,儿子禁;父亲留的活口,儿子杀。 十一之前、四库七阁 《四库全书》抄了七部,分藏七阁:北京文渊阁、圆明园文源阁、承德文津阁、沈阳文溯阁、杭州文澜阁、镇江文宗阁、扬州文汇阁。 七阁里,文源阁、文宗阁、文汇阁毁于战火(1860年英法联军、太平军)。 文澜阁部分被抄补。 现在完整的是文津阁本(国图)、文溯阁本(甘肃)、文渊阁本(台北故宫)。 一部书,七份,烧了三份半。 修书的人和毁书的人,是同一批人。 十一之前、文字狱留下了什么 乾隆朝之后,清代的文风变了。 乾嘉学派做考据,不做议论。 一个字一个字地考,不谈时政。 这不是学术选择,是生存选择。 考据学在清代达到顶峰,背后的推手,是文字狱。 一种恐惧,把中国的读书人从“议论”赶到了“考据”。 议论有风险,考据没风险。 两百年后,人们说清代学术“扎实”。 扎实的代价,是不说话。 十一之前、缴书免罪 乾隆三十九年,1774年,朝廷下了一道谕旨: “凡收藏违碍书籍者,限三个月内交出,免其治罪;逾限不交,一经查出,从重治罪。” 这道旨,叫“缴书免罪”。 全国设了“书局”,专门收书。 交出书的人,领一张凭据。 《办理四库全书档案》里,有大量这样的记录:某县缴书若干种,某府缴书若干种。 有地方官为了政绩,逼着百姓交书。 有的家里世代藏书,一次交出去几箱子。 交完了,家里就空了。 交书这件事,救了很多人的命,也让很多书从此消失。 十一之前、告发成了生意 文字狱里,告发是有赏的。 《清代文字狱档》记:告发者“赏给顶戴”“赏银”。 于是出现了一批专门告发的人。 王泷南告王锡侯,是为了报私仇。 也有的为了赏钱。 一个读书人,翻别人的书找“违碍字句”,找到了就去衙门。 告对了,得赏;告错了,自己倒霉。 一种制度,养出了一种人。 十一之前、乾隆自己写不写诗 乾隆一辈子写了四万多首诗。 四万多首,是《全唐诗》的总数。 他写诗,不避讳,不审查自己。 一个皇帝写“清风”“明月”,没人敢说他讽喻。 同一个字,皇帝写是雅,百姓写是罪。 文字狱的本质,不是文字,是权力。 十二、最后 乾隆朝的文字狱,杀的多数不是大官,是举人、秀才、教书先生。 胡中藻是巡抚,王锡侯是举人,徐述夔是举人,徐骏是翰林。 一个读书人,写两句诗,编一本书,就可能全家抄斩。 恐惧的成本,是让所有人都学会不写。 乾隆朝六十年,中国没有出一部像样的诗集。 这不是文人的问题,是刀的问题。 而刀落下去的时候,理由往往是四个字: “是何肺腑。”



